三季度GDP回落至7.4% 指标显回稳迹象

李洪雷教授直截了当地提出，狭义的行政法学就是行政法释义学。

这一规定虽然使用了 可以和若干两个非强制性和非普遍性要求的词汇，表明这一制度目前尚具一 定探索性质。原行诉法没有规定行政审判简易程序，所有行政 案件都走普通程序。

很显然，新行诉法对原制度设计的变革将激化行政复议的活力，保障复议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新行诉法虽规定法院可审查规范性文件，但设定了两个限制：一是只能附带审查审查而不能独立审查。另外，新行诉法还通过补充多种判决和裁定形式，增加了行政诉讼的救济手段和增强了对被诉 行政机关的监督力度。[14]而原行诉法是不允许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规范性文件的。

（三）在涉经营自主权的行为中增加了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和农村土地经营权两项内容。（六）在要求履行义务行为中明确列举了集资、摊派费用等行为内容。"国体"是对中国宪法学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概念，但是，大多数研究却只停留于简单引述宪法条文或者政治人物的论述，对这个概念的历史流变却少有关注。

克服此缺陷的传统思路集中在增强全国人大的"广泛代表性"这个要点上，也就是增加特定群体的代表比例。"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或宪法教义学）的论争是中国宪法学的独特风景。在确立学科框架所依据的标准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从方法论切入。若政治权力的宪法化程度高，则宪法学的主要使命在于阐明规范意涵和确保规范落实。

宪法学者或许认为此类问题该由政治学者回答，但在香港这样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政治问题通常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34]参见张龑："人民的成长与摄政的规范化：辛亥革命以来的人民意志建构及其先锋队"，《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的膨胀在立法权、决定权和监督权方面均有体现。然而，棘手之处就在于，宪法秩序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行政专权完全法治化。周永坤："论党委政法委员会之改革"，《法学》2012年第5期。国体概念具有建构国家形态、将特定政治权威加以正当化以及形成国家统合原理这三种功能。

[39] 在古代宪法和近代宪法方面，倒是有些值得关注的成果。一、方法论争鸣 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或宪法教义学）的论争起于对中国宪法实施状况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如果不能化解这种紧张，仅选择体现自由主义价值的基本权利来建构体系，就会在宪法内部造成体系的割裂，最终甚至会出现以同一部宪法为基础的两套教义学体系。这种隐匿的对话围绕宪法实施问题展开。

张千帆在专题研讨中明确提出"宪法的选择适用"的命题。第二，从积极方面而言，立法者应该因地制宜地为婚姻家庭的保护创造有利条件。

另一种是以研究对象为据。第二类文章旨在揭示文本背后的制度结构。

但是，体系化绝不意味着文字上的无矛盾，而需以价值上的融贯为前提。聂鑫从制宪权概念入手，对民国初年的立宪史做了反思。夫子曾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前，大多数宪法学者均视国家为黑箱，只关注规范性的宪法，似乎宪法的运作无需特定的政治基础。[35]参见王旭："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的虚弱--对基础规范理论政治功能的批评"，《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38]参见陈斯彬："论良心自由作为现代宪政的基石--一种康德主义的进路"，《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

为学与反思相互促进，不可偏颇。不过，此项工作在其于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已经完成。

（四）对港澳基本法的研究 在2012-2013年，随着香港政改的推进，香港基本法日益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经过此种否定意义上的排除，作者随后得出肯定意义上的结论，即《宪法》总纲中第2-5条、第9-10条、第13条、第16-17条、第30条的部分条款，第二章中第33-41条、第46-48条的部分条款，以及第三章的全部条款均可直接适用。

当然，司法性适用未必限于法院判决，也可以包括宪法委员会等司法性质的机构依据宪法作出的裁判或解释。第二，促进基本权利体系内部的融贯。

2010-2011年是两派论争最激烈的时段，不仅有笔端的相互辩驳，更有当面的唇枪舌战。[41]参见章永乐："'必要而危险'的权力：民初宪政争衡中的行政专权"，《法学家》2012年第2期。凌斌文章的核心概念是政治公约主义与政治私约主义，但是，这二者是否是同一层面上的一对概念，值得反思。曹旭东："博弈、挣脱与民意--从'双非'风波回望'庄丰源案'"，《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

"价值中立"的认知立场对国内宪法学界并不陌生，但真正落实该立场的人却寥寥无几。第二层架构是作为规范代表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种解读看似一种技术层面的解释，背后实际有深厚的国家理论资源作为基础。如果带着特定立场进入认知领域，就会把本应客观的学术研究转变为不同立场的政治冲突。

若深入到整部宪法的教义学层面，需要回应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模式，在中国语境下，还要处理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10]参见莫纪宏："我们应当怎样修改宪法：兼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修宪观的得失"，《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第三类文章的宗旨是揭示制度背后的观念结构。作者认为德国宪法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教义化的历史，英美宪法学虽未明确采用教义学的术语，但实质上亦表现出"类教义学"的取向。第一类是宣誓性条款，它们主要见于《宪法》的序言和总纲部分，基本权利中的积极性权利亦属此类。该理论在为立法机关克加积极行为义务的同时，也为其容留灵活空间。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权与经济发展是负相关的关系。但是，在现实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日益膨胀，甚至有突破其作为常设机构的地位，进而僭越全国人大职权的趋势。

很明显，作者力求往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条款中注入个人基本权利要素。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8]作者指出前述结构乃是中国宪法的空间结构，除此之外，"八二宪法"还内涵一种时间结构，也即对历史的反思与改造，从而不断走向完善的趋势。

据此，社会权不是经济发展的拖累，而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在2012年，适值现行宪法颁行三十周年之际，大多数刊物皆借此契机主办专题研讨。